融合配资钱江：裴达陕北情怀“千头万绪”说北京（3）

裴达是笔者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就读时的系主任，多蒙教诲。他在口述中回顾一生，重点记述了1957年风暴中的经历。本篇记述他走出在陕北走出战争，回到了故乡北京，进入人民日报。

好日子一路顺风从西安到北京

1947年3月间，裴达从三边公学调到游击式办报中的西北局机关报《边区群众报》当编辑。这时，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实际上是在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工作，他组建了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兼任社长。《边区群众报》接收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发来的稿件，报社日常工作由副总编辑金照和林朗负责。

1948年1月，陕北战场攻防易手，西北野战军转而进攻，《边区群众报》更名《群众日报》当编辑，总编辑还是胡绩伟。

1948年4月21日，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。5月18日，裴达随编辑部回到延安。

经过一年编辑部工作，裴达已成为报社总编室的骨干编辑。报社也在发展，编辑部达到百人规模，1949年3月1日起，报纸改为日出对开4版。

随着战争胜利。1949年5月，《群众日报》迁入西安。1950年1月，裴达由丁济沧、马沛文介绍入党，任工业组长，随即任总编室主任，主持夜班。

回忆战火熔炼过的日子，持重的裴达老师也会眉弯飘扬。他实现了当学生时的职业期盼，成为有影响日报的编辑，还收获爱情，建立了家庭。

1951年裴达、李广志在西安结婚照

从陕北到西安，从战争中不断转移的农村窑洞编辑部转入窗明几净的大城市编辑部。裴达的生活道路宽阔了，还收获了期望中的爱情。这年12月，他在老战友家中认识了当时西北大学财经学院的女大学生李广志。

青年时代的人民日报编辑李广志，这张照片可能摄于来到北京后不久。

李广志是西安人，在一个传统大家庭里长大。进入大学，她与进步同学朝夕相处，关心政治，追求思想进步。

认识裴达以后，李广志非常满意，觉得他是党报干部，经受战争考验，思想敏锐，作风持重，由此倾心相爱，在一次约会的时候脱口而出：“我要是早一点认识你就好了！”

裴达问：“好在哪儿？”

李广志说：“好早一点得到你的帮助啊。”

1951年10月，裴达、李广志在西安结婚。

裴达、李广志充满革命理想。结婚前，李广志大学毕业了，裴达问她对毕业分配有什么考虑？李广志毫不犹豫地说，分配我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，要我到新疆，那也去。

结果，毕业后的李广志留在西安的西北财经委员会工作。1952年夏天，她调入《群众日报》当编辑，成为裴达的同事。（2016年夏访问李广志的记录）

20世纪刚进入50年代，裴达和李广志在西安，这张照片可能拍摄于1951年春，算得上花前月下。

1952年12月，《群众日报》总编辑胡绩伟调任北京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，裴达和李广志随同调入人民日报社，一起来京的有《群众日报》副总编辑张潮，还有马沛文。他们离开西安之后的1954年，《群众日报》改名为《陕西日报》，是陕西省委机关报。

国际部墙报第二篇《千头万绪》

到北京《人民日报》，裴达先后担任工业组和新闻部编辑，1955年春调到国际部当编辑，并担任党支书书记，行政级别为14级。

领导对裴达说，把你调到国际部，是考虑到你上学的时候学过日语，在重庆《益世报》编辑过国际版。现在的国际报道面要从“抗美援朝”扩大出去，要加强对日本的了解。

裴达意气风发，感到生命非常充实，感到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决心“党号召什么我就做什么”。实际上，《千头万绪》也是这样来的。

不仅如此，他随后的5月22日国际部东方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说：我主张在整风过程中提意见要和风细雨，而改正缺点一定要雷厉风行。

他的发言引起大家争相发言。

1954-1955年间在北京的李广志和裴达

座谈会上众人的热烈气氛感染了裴达，他一挥而就写出第二篇《千头万绪》：

“千头万绪”（之二）

什么原因使报社要有这么多的部，而每一个部都要有三、四个或四、五个主任呢？又为什么在记者中“高干”是这样的少呢？

我想是这样：一、“高干”多。这几年本报从四面八方调来许多“高干”，他们都是原单位的负责干部，而不是记者。二、“功臣”多。报社有许多资格老而又能干的人，他们辛勤劳动，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，可谓“有功之臣”。既然资格老而又能干，就应该指挥别人，当领导干部了。三、工作人员多。编辑部五百多人，人多事乱，不管不行，越管越多，因而领导干部增多。四、“学徒”多。本报编辑、记者、干事……，多不成熟，生手需要培养。一篇东西，修修改改，大修大改，过一关改三遍。这些事情都要领导亲自动手。五、“婆婆多”。除中央以外，凡是党政负责人都可以命令编辑部，我们产品出厂经过许多关口的检验。这要许多“高干”去顶，去换，去说情，去道歉。六、重要会议多。党政许多重要会议，规定非那级干部去听不可，如果“高干”少了，可是招架不住。七、病号多。有些“高干”是带病工作的，常年离不开医院，下去不得。八、兼职多。许多“高干”是名人，不是这个协会的理事，就是那个协会的委员；有的人本来就是挂名，不能专职专用。九、麻烦多。“高干”多了，让谁下去，又不让谁下去好呢？谁长期，谁是短期呢？干脆都不下去。十、愿意下去的人不多。

上述的“九多”，都有点道理，然而都不是主要的。我看病根是在一个“不多”上。

从乡村到城市，离开“寒窑”走进大楼，几年来的城市生活使人软化了！而且脱离群众，脱离实际的作风增长起来了。

什么东西助长了这种作风呢？我个人认为“官样文章”和“报喜不报忧”的报道思想起了促成的作用。因为“官样文章”和“报喜不报忧”是用不着“高干”下去的。（完）

这篇文章张贴在国际部第二期“呼风唤雨”墙报上。这一期墙报上还有国际部编辑胡平的《金箍咒》一文，提倡“独立思考”，同样引人注目。国际部有才华的年轻编辑孙乃写了两首诗，也“登”了出来，颇具苦涩幽默。

其一

蓓蕾枝头鸟啾啾，裤脚管下月双钩。好景催人游春去，却又是，放还收。

其二

几翻风雨撼同舟，帽子底下度春秋。块垒未销鸣声噎，是非事，语还休。

结果，在“呼风唤雨”墙报上出头露面的蒋元椿、裴达，加上胡平、孙乃都成了“右派”。

（2026年4月26日）

钱江：我的“右派老师”裴达“千头万绪”（1）

钱江：我的“右派”老师裴达“千头万绪”：从北京走向延安（2）附曾宪斌回忆